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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对工业化的意义,取得了高度的一致,中国今天发展如此之快,在他们看来,最关键的原因,是工业化的成功。

    此时,有一位提出一个问题:“科技进步这个词,不是更为专业吗?为什么非是工业化?”

    其实,这个问题潜藏在冬子心里也有一会了,毕竟,要说工业,冬子对它的第一感观,就是容钢。刚才那们火药专家对打钢铁有一种过分的推崇。而冬子知道,容钢的效益,一年不如一年了。而打败它的,是最新的冶炼技术,可见,与其说工业化无敌,不如说科技进步无敌。

    但是,整个酒席上,冬子不敢开腔了。这一帮子专家,就是喝多了说胡话,也比冬子高几个档次,连他们随意冒出来的专有名词都听不懂,如果冬子与他们进入深入交谈,得到的效果,只能是:降维打击。

    “工业化的迭代与发展,当然包含着科技进步。”火药专家继续说到:“但是,没有工业化的基础,包括工业化的技术、设备,或者与之相适应的人文、社会、制度、教育、生产基础,得到的科技进步,也是一盘散沙,无法转换成现实的生产力与体系上的整体跃升,也就是说,单纯的一把枪征服不了世界,单纯的技术进步,维持不了生产力。”

    他这个观点,得到了部分人的肯定,但也有个别喝了酒的伙计,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不是直接挑战论点,而是挑战论据。

    “我们都是实在人,莫乱讲大道理,你举例说明。”

    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辩论手段,意思是,你光讲道理,说服不了我。你得讲例子。但是,你讲个别例子,我又可以说,你这是孤证不立。你例子举多了,言多必失,我就可以找到你的漏洞,攻击你。

    “有一个例子,我想大家都关注过,也思考过。”火药专家停了一会:“我们身在西安,对此体会尤其深刻。”

    冬子的猜测没错,他要拿我们的传统历史说事了。西安是什么?是千年中国古代的光辉史,是制度文化发展的进化史,发生在这里影响我们数千年的事件,都从考古中挖掘出无数的证物,证据充分,立论有据,完全可以证明一个普遍性的道理。这种以一当百的证据,在世界上恐怕很难找到了。既文献的描述,又有文物的证实,太扎实了。

    “我们有个光辉的时代,兵马俑的铜车马,金属构件的精密与物理结构的合理,简直就像是工业时代的精密机器一样,在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造出来了。当时对磁铁的运用不仅在罗盘上,也在宫门安防工程中。更不用说,文献记载的天工开物、梦溪笔谈之类的技术进步,要说,哪怕我们等西方五百年,他们也追不上我们的技术水平,对不对?”

    火药专家,居然没有列举四大发明中的火药,读书人也没列举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当场就有人提出疑问了。他解释了自己不太用那几个例子的原因。

    其一是因为造纸术,这东西好像是在利用纤维的特点,但毕竟属于一种经验摸索,当时的科技含量,低于纺织技术的发展。只是它对文明传播的社会意义巨大,才被列入的。今天只讲科技水平,要让它们与今天的科技模式有具体的可比性。所以,不是造纸不重要,而是无法进行比较。

    关于火药,在他看来,更像是炼丹家瞎撞上的结果,有点运气的成分。虽然它的产生,符合实验科学的规律,但毕竟目的不纯,生长于玄学的环境里,拿它来举例就抢了玄学家的风头。况且,他到最后还要说这个事,不必重复了。

    而活字印刷术,是一种机械革命,但更像是手工艺的进步,是传播文明的巨大手段,但本身所含的与近代科技类似的成分,少了些。

    而铜车马的机械复杂程度、合理程度,所使用的基本原理,与今天的工业机械相当类似。所谓指南针罗盘,都是地磁现象的运用,在今天的科技发展进程中,它依然是热门学科。所举的两本科学技术书籍,因为其整体性与系统性,完全可以作为祖先们科技发展的百科全书,它们中所记载的成百上千种技术,就相当于成百上千个例子,说服力足够强大。

    他这一解释这个例子的代表性,冬子马上明白了,这个人太聪明。举例说明一个问题,往往会被别人归入特殊性例子无法说明普遍性原理。我梦见了你,不能代表你也一定梦见了我,打比方与举例说明,我们古代最常用的说理方式,但大致上,它是不太严密,不太科学的,得出的结论,很容易被人驳倒。

    但是,这种包容性与广泛性,他用来举例,只要他运用得当,就完全可以以一当百,说明问题。这或许也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思考题,好的问题,就是最优质的智慧资产。

    后来的结论,根本不需要火药专家详述了,因为大家自动地补充了答案。这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仁人志士苦苦思考的问题,是任何一个对我们传统历史充满热爱的人,都要寻找的答案。就连冬子这种根本与科学不沾边的人,也都对此问题充满了疑惑。一个优秀过分的老大,怎么就沦落到后来割地赔款的程度了呢?

    如果我们当年真的是完全不行,完全腐朽,那它为什么,又没被灭族亡国,为什么在今天,又重新站起来了,是什么让它仍然保留着重新复兴的生机?基因何在?

    “其实,我们的所有技术进步,都没有被演化为工业化,整个农业架构下的社会,因为其过于发达,所以没有产生工业化的动力。吃饱了的人民,没有工业化的迫切需求,所以工业化的前提,是彻底抛弃农业生产生活与社会模式的决心,不得不向工业化向死求生的全民族意志,不如此,新的工业化思维,也会一次次像戊戌变法一样,胎死腹中。”

    他这一番言论,有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思。冬子想到某位伟大人物的言论,但此时,他把这句话改造了一下。“如果没有打破旧世界的决心,就无法建立一个新世界。”

    有的伙计还补充了当年欧洲工业化的原因。教会压迫与科学思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农业生产完全跟不上人口增长导致的大量战争,航海时代对技术的迫切需求,大型瘟疫对医学的要求,战争对火药改进及武器进步的要求。任何一种需求,都是非常要命的,到了不进步就得死的程度,所以一种全新的体系,才有机会确立起来。

    “体系的确立,才是工业化的根本,这需要全民的共识及探索的精英。要打烂旧有的秩序与财富,不是生与死的考验,人们是下不了决心的。所以,近代中国的生死考验,才是促进我们进入工业化思考的诱因。”

    这个问题算是说明了他的论点,大家都同意。但还有人提出问题:“你还是说说,为什么工业国打击中国传统农业国时,我们就一直没亡国,内部生长的基因,今天让我们重获新生,为什么?”

    这是个好问题,不是说降维打击吗?它为什么存活下来了?我们没有印第安人的命运,其它三个伟大古代文明都消失了,为什么我们还在?

    “因为我们在农业时代积累的文明成果太丰富太强大,以至于元朝、清朝虽然是外族进入,但依然要使用我们的文化与社会体系,为什么?是他们主动的选择吗?既然武力征服了,为什么不敢摧毁孔庙?是他们不得不服从这种文明的体系。因为,这种文明历经几丢掉的战乱与冲突而不倒,是因为它的积累太厚,是全方位的厚实。就像西安一样,不仅有厚实的城墙与深埋的古墓,还有大雁塔所代表的文明交流,有碑林所显现的精神财富。当年打中国的工业国,虽然是降维打击,但他们工业发展才起步,再精干的狼,要打死再虚弱的大象,也是有难度的。”

    这个比喻太好了,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只解释了不死,没解释新生的原因。

    而解释新生原因的人,恰恰是这个交大的教授。他提出一个观点,是我们文明内部的。“我觉得,我们进行工业化新生,除了被迫救亡图存外,还有文明的基因。比如,科学是什么?科学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到第一位去重视。中国的道家,讲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而道法自然,所以,中国人追求科学技术或者工业化,在哲学思想与精神内核中,是不矛盾的,祖先给我们在两千多年前就种下了种子。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文化的多样性,诸子百家,东方不亮西方亮,这套不通那套通,所以,祖先预备了许多礼物,我们发现,总会捡得到适用的家伙,总会有趁手的工具。就连你刚才举的两本书,虽然不是科举的圣贤书籍,但不是也流传下来了吗?”

    这算是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了,冬子听了,觉得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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