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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窗户被人用木板钉死了。
最可怕的是他们脱你的衣服，检查你的嘴，那时你觉得自己是个昆虫。在罗马，统治者简单地把人处死，那是诚实的古罗马人的美好的时代。现在这些人要么给你洗脑筋，要么拚命地折磨你，然后再把你送上绞架。当然，我经受不住他们的酷刑。那时，头一次，我没什么可隐瞒的，再说我也经受不住折磨，他们问什么我就说什么，并且按照他们的要求把知道的情况统统写了下来。那时我还年轻。现在他们要是拷打我，我肯定经受不住，就只好背叛对弟弟的纪念了。背叛对弟弟的怀念就意味着死亡。还不如不背叛，死了的好”
他在门口停了一下。门牌上写着“法学博士吕管球”。
现在我按一下吕博士的门铃，”教授突然明白过来，“我就说我的心脏病发作了。我的手指冰凉，脸色大概是灰白的。请他帮助叫个医生。让他们当着众人的面向我开枪吧，那时我还可以喊点什么”
教授接了按门铃。他听见门后的铜锣发出长时间的叮吟声。
这家主人会问我住在什么地方，”他心想，“那时怎么办呢？我白白落到警察手里。汪未经快完蛋了，那时我可以说出我是什么人，从哪里来”
他又按了一下门铃，但仍旧无人给他开门。
这个吕博士现在可能正在外面饭馆吃饭。饭菜很可口，绍兴花雕，还有咸鸡和醉鱼，”教授又遐想起来，“也许他在读报，他和我毫无关系”
教授向上跑了几步。他三步并两步地走过去，打算按一下秘密接头处对面的一个住所的门铃。
但是就在这时，那个秘密住所的门打开了，一个高个儿男子走出来，对他说：“您找错门了，同志。这个门洞里只住着我们和吕博士两家人。您刚才按过他的门铃了。其余的人都外出了”
教授在门洞的窗户旁边停下来。这是一扇很久没有擦洗过的大窗户。
桌子上还放着一部手稿。最后一页写到一半就中止了，我写得很顺手。要不是到这里来，我正坐在上海的家中写作呢。然后，等这一切都结束了，我把这些手稿集中起来出一本书。而现在呢？谁也看不懂我的笔记。
他从窗户里跳下去，两腿朝前。他想喊叫，但是没有喊出来，因为他的身体刚刚感觉到一种急速的悬空感，他的心脏就破裂了。
有人向常凯申报告说，李广元正沿着中央保安局的走廊走回自己的办公室；听到这个消息，常凯申顿时感到手足无措。他确信可以在别的什么地方抓住李广元。他无法向自己解释这是为什么，但他心中始终有一种成功的预感。当然，他知道自己的过失，他回想起自己看见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手下时的表现。李广元当然对这一切十分清楚，所以常凯申认为他会畏罪潜逃。想不到李广元又出现在保安局的大楼里，不慌不忙地在走廊上走着，不时地向熟人们点头打招呼，这个消息使常凯申感到慌乱，使他动摇了对成功所抱定的信心。
李广元的用意非常简单：搅乱敌人的思想，就意味着取得一半胜利。他深知同常凯申的交锋将会十分复杂，因为他的手下在对物理学家们采取的行动中总是在一些最敏感的关键问题上绕弯子。但是要控告他目前还缺乏足够的准备，他要指控的每一个问题，与其说有足够的证据，不如说仅仅凭直感，所以都可以推翻，或者至少可以有两种解释。李广元回想起在为汪未经祝寿的节日晚会上他同吴四宝进行的那番谈话。在詹国强的演说之后，举行了一场音乐会，然后大家走进宴会大厅。宴席上已摆好酒菜。詹国强根据他的老习惯，喝了一杯茶水，他的部属们却在狂饮白酒。就在这时，李广元对詹国强说，常凯申的人对两三个月前逮捕的那个物理学家采取的措施很不得当“至少是这样的，不过我还是到物理数学系去看了看，”他说，“我不喜欢回顾往事，因为一想起那里的情况我就感到萎靡不振，然而那却是事实。再说，这个学者有一些交往，因为他曾在海外学习和工作。这项工作由我们来做会有利一些，我敢担保。
他向詹国强谈了这个想法之后，又给他讲了几件可笑的事，詹国强听了哈哈大笑，然后他们走到窗户跟前，开始讨论詹国强委托他的行动小组（其中包括李广元）实施的那次行动。那是他们制造的一项重要的虚假情报，其目的是在于离间盟国之间的关系。还在那时李广元就已注意到，詹国强努力把自己的力量用在离间西方同盟国和东京的关系上，不过他的做法十分自然，处处谨慎小心，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而且一般说来，他的主要矛头是针对克里姆林宫的。比如说，詹国强曾向驻扎在太平洋的日本海军部队供应英国制造的自动武器。这些武器是日本人通过中立国买来的，途经法国运往太平洋时；并没有遵守运输此类物品应该遵守的保密规则。当然，这一点要做得巧妙而又熟练。在**的游击队从德国仓库里抢走一些英国自动枪之后，他们又发布命令威胁说，看管武器仓库的人玩忽职守，要以枪毙惩处。这份命令印数很多。詹国强派出捕索游击队的特务们设法让这份命令落入游击队之手。根据这份秘密情报可以得出结论：西方盟国并不打算在法国或者荷兰登陆，否则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武器卖给敌人呢？詹国强十分赞赏李广元的工作，因为正是他担任了组织方面的工作。那时，谍报机关的首脑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等待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大发雷霆，等待斯大林、邱吉尔和罗斯福的联盟破产。李广元在孜孜不倦地工作，他的建议受到詹国强的完赞许。然而，那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詹国强把他所知道的这次行动的内情通知了莫斯科。这个行动一开始实施，他就预先通知说，伦敦从来不曾向其他国家出售武器，这个臆测是一个经过周密安排的别有用心的假情报。
在向汪未经祝寿的节日晚会上，李广元在谈话中故意回避了物理学家的案件，而集中精力讨论同克里姆林宫斗智遭到完失败的原因。他知道詹国强是一个天赋很高的侦察员，精通谍报业务，他可能会忘记一些细节，但他无论同谁谈话，甚至是同自己的花匠，他都从不放过谈话中主要的关键因素。詹国强是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在战略问题上要回避他非常困难，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李广元常常留心注意他，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詹国强对自己部属的重要建议开始似乎不予注意，往往把谈话转向别的话题。可是过了几天、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以后，他又提出这个想法，并且对这个建议补充一些自己的看法，不过此时这个想法已变成他自己的想法，是他呕心沥血、苦思冥索得来的想法，他已经打算把它付诸实施。而且这个粗略的建议一经他提出便显得非常出色；由于他十分巧妙地把建议的主旨同国家所面临的总体问题结合起来，所以谁也不敢怀疑他剽窃他人的思想。
李广元的估计是准确的。
联队长，”过了两个星期，詹国强对他说，“看来技术优势的问题将成为世界历史的决定性问题，特别是在学者们识破原子核的秘密之后。我想，学者们明白这一点，但是政治家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我们在十九个世纪的人类历史上所熟悉的政治家的概念而言，我们将成为政治家的职业衰落的见证人。未来的科学将操纵政治。理解那些已达到未来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家们的永恒的动机，看清谁在鼓舞这些人进行探索，这不是今天的任务；确切地说，与其说这是今天的任务，倒不如说是遥远的未来的任务。因此，您应该去同那个被拘押的物理学家合作。我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了”
李广元明白，这是对他的考察。詹国强想弄清楚老牌谍报员李广元是否知道他这段话出自何处，是谁向他提示的这个念头。李广元默不作答，愁眉苦脸地打量着自己的手指。他经受了并非造作的停顿之后，迷惑不解地望了支队长一眼。于是，由他出面审理学者案件。就这样他挫败了日本人的实际可能性：假如学者的观点获胜的话日本人在1934年底就集中力量着手制造原子弹了。
然而，他同学者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便确认命运本身在妨碍日本制造新式武器。因为大会战之后，东条机应声称，如果学者们在三个月之内（最多不超过四个月）不给他拿出实实在在的成果，他就拒绝给国防领域的科研项目提供经费。
虽然詹国强对原子武器的问题产生了兴趣，并且筹建了“军事科学研究联合基金会”，但是负责科学研究工作的梅思品要求詹国强把苦心经营的成果转到他的领导之下。这样一来，那些天才物理学家们被置于领导集团的视野之外，况且，日本的领袖们除了少数几个人以外，居然没有一个人受过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