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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使陶德曼跟当时的日本政府谈判，希望能够结束战争。但他还是有些底线，就是“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
其实这个底线真的很低，等于变相放弃了东北和内蒙、半放弃了华北。
但是日本军方狂妄到连这样低的条件都不愿意答应，一边继续进攻一边提出非常苛刻的谈判条件。谈判一直进行不下去。
这时汪未经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觉得既然与其早晚要跟日本谈和，那么晚和不如早和。而且，常凯申谈不成的事，被他谈成了，那他在党内的地位自然不用多少了。
所以，全中国人民的灾难便成了他个人的政治筹码。他赌抗日战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趁着现在还有筹码，他要抢在所有人之前在日本人那里把这边的位置占了！
什么叫利令智昏，这就是！
所以汪未经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设法从重庆跑了出去。借道云南到达越南的河内，一到河内就发表了著名的“艳电”（发电报当天日期代码是“艳”）。
电文里他大概是这么扯的，“日本政府早和我们谈过了，只要我们愿意讲和，人家马上撤军，不仅不要咱们割地赔款，还能帮中国取消租借，把英美法的租界收回、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么善意的条件常凯申居然还不答应，非要打下去，他他作为忧国忧民心疼百姓的人，实在看不下去。”
电文里还说，“不仅仅是他自己。国府高层多数人，都希望停战。只是常凯申手握兵权，大家不能公开反对，只能被常凯申绑上战车和日本人继续打仗。而他现在想和日本讲和，只能脱离重庆，摆脱常凯申的控制，来推动和平运动。”
艳电发表后，国民政府驻英大使奉常凯申之命致电汪未经，劝汪不要公开主和，希望汪早日赴欧暂时休养。汪没有理睬。
2月中旬常凯申又派前改组派的重要成员到河内，给汪氏夫妇和亲信带来护照和旅费，再次劝他们去欧洲，汪夫妇断然拒绝。
只是到达河内后，汪未经的诸般盘算都极其不顺。预想中他振臂一呼，国内各界纷纷响应和平运动的局面完全没有出现。
甚至他原先几个亲信在看到日本的野心明显是在诓骗汪氏后，还跑到香港发报和他脱离关系。
其实，对汪未经最具诱惑的是日本许诺由他组建新政权，日本方面没有动静，令身在河内的他忐忑不安。
1939年3月18日，汪未经接到日本政府决定支持他成立新的中央政府的消息。两天后的晚上，陈功书派出去的特工刺杀未遂。汪未经大怒，立刻认定凶手是受了常凯申指派。
3月27日汪未经发表举一个例，公布1937年12月6日的国防最高会议第三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用以说明寻求与日本“和平”，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主张，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也持同样的观点。
至此，汪未经与重庆国民政府决裂。
在军统刺杀未遂后，日本方面为了保证汪未经的安全，派陆军省军务科长影佐祯昭、海军省的须贺彦次郎少将、外务省书记官兼兴亚院书务官矢野征记、众议员犬养健等到越南“营救”。
汪未经提出先去上海。于是，在日本特工的保护下，汪精卫于4月25日乘船到达敌占区上海，走上了投敌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