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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增添税种而已。”
大唐的财税制度是继承的隋朝，基本的税制就是以均田制和府兵制为根本的租庸调制，这种制度非常简单，按丁征税，每年每丁租粟二石，调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一年再服免费的役二十天，未服满，每日折绢二尺为庸上缴。
这种税制很简单，设计之初，理想下的税率是四十税一，因为理想状态下一丁是授田百亩。
唐朝的租庸调其实比隋朝时是下降了的，比如隋初是以床为单位征税，一对夫妇谓一床。因为这种夫妇税率高，还导致当时很多人宁愿单身，或是搭伙过日子也不举办婚礼。后来改成按丁征税，一丁田租三石，到唐朝立国后，改为两石，税率下调许多。
除了这些正税正役外，没有其它的工商税了。
这样的税制，好处在于收税的时候简单，一目了然。
但不足之处在于，均田制其实推行的不够，多数丁口并不能足授，导致税率实际上是大大提高，远不止三十税一。
其二呢，没有工商之税，不禁盐铁，就导致了税种单一，财收不足。
尤其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大唐拥有许多不课户，不课丁。这个不课人口占到了此时总人品的起码一半以上，这是很大的问题。
只有成年男丁要纳税，女人孩子老人不纳税，而官员、府兵又不纳税，奴婢、部曲也不纳税、僧侣、道士、尼姑、女冠也不纳税，许多非正州的蛮夷胡虏等等，都是不纳税。
更别说宗室贵族了。
就算那些地主豪强纳税，可也都跟普通丁口一样纳税。
这就极不符合税收的根本逻辑，本质上唐朝的税就是一种人头税而已。
有钱没钱，交一样的税，还只对一部份人征税。
这种情况下，朝廷能有什么钱？
更别说，大唐的税赋，还是实物税，百姓交的都是粮食、绢布等，朝廷要用这些东西，得从全国各地征集起来，然后要转运调动，中间的耗费惊人。
“隋以租庸调制课税，有开皇之治。”李世民道，意思是租庸调这个税制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否则前朝哪能有那样的开皇盛世呢？
秦琅只能呵呵了，隋朝结束几百年分裂，天下一统，要做的事情太多，当时定下的这种税制相当简单，也相对宽松，对于战后恢复当然是有好处的。
更何况，杨坚当初虽然搞的是租庸调，但当时杨坚还用过一个大杀器，就是大索貌阅，杨坚把天下的那些隐户，和依附于贵族豪强的部曲等可是都想尽办法弄成了官方正户。
更不说，杨坚时税要比现在高出一半，同时对妇人也一样课税的。
杨坚时官方课税的课户是现在的几倍，税率还高，财收自然也就高出数倍，更别说天下一统后，没有什么大的战事，休养生息，自然就有了开皇盛世。
可现在大唐才勉强统一中原，打了多年的仗，基本上没停过，偏偏大唐现在的户籍问题严重，有大量的隐户逃户，课户课丁数量太少，不课户不课丁数太多，税源不足，税收自然不足。
马周道，“朝中也有宰相提议，要来一次大索貌阅，摸清全国户籍人口情况，以增加税源，可这事一时半分也完不成，远水难解近渴。”
“那就加税！”
秦琅给出了最简单的办法。
皇帝眉头紧皱，加税不是没人提过，但现在天下这种情况，如何加税？朝廷之前都已经给各地减税免税了，你这时反其道而行，要加税？那天下人怎么看？
会不会官逼民反？
“陛下，加税也是有讲究的，并不是说把租调一丁两石改为三石，绢两丈改三丈这么简单。对普通百姓来说，其实这个租庸调负担也已经不轻了，确实不能再加，但是······”
“但是什么？”
李世民紧盯着秦琅。
对于这个女婿，李世民可是很期待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特意亲自跑来了，他就是想听听秦琅别出不同的观点。
“陛下，我们得在不给百姓增加负担的前提下，加税，其实最简单有用的办法，就是增设新税，比如工商市税，比如盐铁专卖，这些其实早在汉代时就是已经开始实行过的，并且也确实是行之有益的手段。”
“汉武帝与匈奴打了几十年仗，全靠着这些支撑，这也是最简单最有效的财政增收办法！”
秦琅没做出什么惊人之语，这些话其实政事堂也有宰相提过，毕竟这些都是早在西汉时代就开始推行过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