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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大陆的人都是善于做长篇的政治报告的。现在，我却想先讲一个笑话。有一个小说家写小说，写了三天三夜没有写出一段。他的妻子看他写得艰苦，便同情地问：“怎么你写小说比我生个孩子还难？”小说家皱起眉头说：“你生孩子容易是因为你肚子里有东西，我写小说困难是因为我头脑里没有东西。”
幸好我们不是这样的小说家。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折磨，我们肚子里没有什么食物，我们的头脑却充实了。我现在写作品，成了一名作家，是因为我头脑里的东西非喷射出来不可，正像怀孕九个多月的妇女一定要生出孩子一样。
我写了一些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已经有五部小说被搬上银幕。有的演员曾因主演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而成为影星。评论家说，我给文学画廊中增添了一系列光辉的妇女形象，说我刻画妇女和表现爱情有独到的艺术手法。我听了这些暗自发笑。因为我在四十三岁以前根本无法谈恋爱。可以想像，劳改营里是没有女人可做为恋爱对象的。直到三十九岁，我还纯洁得和天使一样。我希望在座的男士们不要有我那样的性苦闷。
虽然我身边没有女人，但我可以幻想。正因为没有具体的女人更能够自由地幻想。在黎明鸡啼的时候，在结了霜的土炕上，在冷得和铁片似的被窝里，我可以任意地想像我身边有任何一种女人。她被我抚摸并抚摸着我。
一九七九年我在政治上获得了平反，我又有了创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于是我就把以前的幻想写了出来。
于是，我就认识到了：文学是表现人类的幻想，而幻想就是对现实的反抗。
我的话完了。谢谢！
全部讲话连翻译没有超过五分钟。我认为这篇听来很油滑轻浮的讲话，实际上是落在很严肃的主题上的。那就是最后一句。这次演讲意外地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十月十八日，在爱荷华的全体华人学者、作家、留学生，又举行了一次文学讨论会，仍由华苓主持。被推到台前的有海峡三岸的中华儿女：台湾的陈映真、李昂、蒋勋、黄凡等，美国的李欧梵、郑愁予、曹又方、董鼎山等，大陆的有吴祖光、汪曾祺、古华、刘心武、张辛欣。讨论会的题目是“我为什么要写作”
因为开始讲话之前，华苓特意向全体到会者介绍了远道而来的陈映真的老父亲。他为了祝贺国际写作中心成立二十周年，感谢在陈映真最困难的时候得到华苓等在美国的文学界朋友的声援，千里迢迢来到爱荷华。陈映真的老父亲是我看到的慈祥的和具有风度的老人之一，当时的情景使我非常感动，所以我说了这样的话。
在这次讨论会上要我谈“我为什么要写作”我想从陈映真的父亲来看望陈映真和我们大家谈起。我很羡慕陈映真。他在最困难的时刻，在监狱里，他的父亲和家人仍然能够关心他，去探监。我在大陆曾经进过监狱，进过劳改营，也进过看守所。我唯一的亲人，我的母亲远在北京，靠替人编织毛线衣维持生活。她即使要关心我也没有能力。在寒冷的塞上，在平沙漠漠的大西北，身在监狱、劳改营和看守所里，我是多么希望有一个亲人来看望我一次。每一次听到号子外边传呼“某某某，你家里人来看你来了！”我都独自伤心落泪。我并不是想有谁来给我送什么东西，譬如食物和日用品。我只是想把我的感受，我的想法，我心里的话说给她听。“犯人”所受的折磨除了物质条件的困苦和失去自由外，最主要的就是孤独感。孤独感比物质的匮乏更令人沮丧。而消除孤独感的最好方法便是倾诉，向亲人倾诉。
我为什么要写作呢？我就是要向亲人倾诉我过去没有机会倾诉的感受、想法和心里话。但我后来又发现，我用笔倾诉出来的声音并不完全被大家所理解。这样，我的孤独感并没有因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而消除。
于是，我只有不断地倾诉下去。
我想，以上三篇发表的和没有发表的讲话，连起来读，是能够做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台湾版的序的。
然而，我并不对被真正的理解抱多大的希望。也许，我终此一生，最后会发觉，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理解是不可能的。
重要的是自己只管倾诉
1987年11月于宁夏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