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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工回家，把铁锹放到门背后，看见马鞭还挂在墙角，上面已经蒙上了薄薄的尘土。我连钉子一齐将它拽了下来，一撅两段，扔出了大门。
“回来啦？”她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放着一筐鸭蛋，笑着问我。
“回来了。”
“牲口卖了，你舍不得吧？”她把鸭蛋一个个拣到坛子里。坛子里盛着熬好的盐水。
“有什么舍不得的？我连人都舍得！”
屋里暖烘烘的，铁炉盖烧得通红。我把手在炉子上烤热，然后闭起眼睛，将手焐在脸颊上。我感到一阵舒适的晕眩。这就是家，这就是人人都需要的那么一点可怜巴巴的温暖。但人创造了什么，就会被他的创造束缚住。这冬天的炉火，这些坛坛罐罐，这两间小屋，是供我享受的，但我也付出了自由作代价。
“我在给你腌咸鸭蛋哩，你看！”她在我背后说。
“有什么看头！”我睁开眼睛，漠然地瞟了她一眼。
她并不觉得无趣，停了片刻，又笑着说：“时间过得真快，我们结婚时候买的小鸭子，这会儿都下了这么多蛋了。”
是的。猫也长大了，这时无忧无虑地卧在炉台上。眯着眼睛打呼噜。这只猫就是那天晚上从曹学义胯下钻出来的灰猫！它也和大青马一样，看到过许多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人最怕的是人，而不是动物，即使是猛兽。
她低着头，继续往坛子里拣鸭蛋。鸭蛋并不沉下去，悠悠地浮在盐水上，雪白的一层。她用愉快的声调问我：“我听说，南方人都爱吃咸鸭蛋，是不是？”
我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你听说的事情太多了！”
她抬起头瞥了我一眼，眼睛里的光芒暗淡下来。一会儿，她撇了撇嘴，谨慎地嗔怪我说：“我的话，你总忘不了！”
“话是会忘记了，但是事情是很难忘记的！”
说完，我一掀门帘进到里屋，在我的用门板做的书桌旁坐下，拿了一本印着“红卫兵日记”封面的笔记本，摊在面前。
写作的愉快不完全在于与出了什么，而多半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分析、综合、推理、判断，这些大脑的智能活动，就和体育运动一样，并不是非要争取到名次才使人高兴，在身体各部分的活动中就可以享受到发挥活力的快乐。将近二十年，除了“自我检查”、“检讨”、“每周思想汇报”、要求粮食补贴的“报告”和那份要求结婚的申请书，以及代替别人抄的“大批判”文章，我没有正正经经写过什么文字。也许，这就是改造我的手段和我改造的目的？象剥兽皮一样把文化从人身上剥离下来，这个过程对于被剥的人来说虽然很痛苦，但对猎人来说却是必须进行的。但在四个月前，在洪水的危险过去以后，在我又成为正常人以后，我开始拿起笔来。最初几天，笔下非常艰涩，几乎写一个字就要停顿一下，大约古代人刻竹简就是这副模样吧。大脑和手指间的传动器官出了严重的故障，生锈了，而且锈死了。脑子里能想出的，嘴上能说出的语言，怎么也不能流利地变成文字，必须两眼呆呆地一个一个地从空中去寻找。但不久，这条传动器官由于经常运动的结果，渐渐地灵活了，一个一个生疏的字也重新熟悉起来。在没有人能够畅所欲言地交谈的情况下，孤独地写作，成了最能帮助思想的手段。大脑里的一个概念落在笔下，变成了由点、撇、横、竖、捺等等构成的方块字，即刻成了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客观存在，不由得使你要去探究它和别的概念的联系，然后把一个一个方块字配搭起来，串连起来。杂乱无章的思想，一霎间理性的灵感，从书中的某一句话产生的认识飞跃，即使是痴人说梦、梦中呓语，都能通过笔梳理得有条不紊、纲目并张。
在视、听、味、触觉的愉快之外，还有一种理智运行的愉快。这欢愉之情并不是因为得出了什么思想结果，而是从视觉所不能透过的地方，从被人生的重负覆盖的深处，看到了只有属于人的理性的闪光。并且，被摒斥于人群之外并不是坏事，而是获得了思想的自由，使理性得到了净化。这种净化了的理性开始时如荧荧磷火，继而不断地增强。它不能开辟道路，但它能照亮前方。
而前方的道路，是更加险恶了。
今天，我无心写什么。与其说是思想混乱，无宁说是在把决心酝酿成熟。我把笔记本又合上，棉袄也不脱就朝炕上一躺。棉祆软和的领子擦在我的面颊。这是她一针一线给我缝制的。正如她颇为得意地说：“你大概二十年都没穿过这么暖和的棉袄了吧！”当然，马缨花曾给我用毯子缝过一条绒裤，但那仿佛是上一个世纪的事了，遥远得我都怀疑那是不是曾经有过，而现在，这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女人善于用一针一线把你缝在她身上，或是把她缝在你身上。穿着它，你自然会想起她在灯下埋着头，用拇指和食指捏着针，小手指挑着线的那种女性特有的姿势。因而那一针一线就缝上了她的温馨、她的柔情、她的性灵。那不是布和棉花包在你身上，而是她暖烘烘的小手在拥抱着你。
“生活难道仅仅是吃羊肉吗？”可是，吃，毕竟还是重要的，尤其对我们这些穷人来说。农场每人每月只配给一两食用油。每到月初，何丽芳就会骂道：“x他妈！咱们打油光拿个眼药水瓶子就行了。每次炒菜的时候，往锅里按那么一滴”而香久把她自己的一两油也省给我。她单另把油熬熟，撒上葱花，在每顿饭的面条里给我碗里调上一点。她从来不吃油，只在给我调油的匙子上舔一下。然而这种粗俗的动作表现了她对我的疼爱与关怀。她是必须把她的爱情表示出来，让你明白无误地知道她付出了多少，知道她爱情的重量与程度的女人。农场分的一点可怜巴巴的肉，她也从来不吃，总是啃骨头。我常常感到这样的爱情对我是个压力，是个负担，可是她却这样宽慰我：“我不吃肉，不吃油也长得挺壮，你不看，我现在还胖了吗？”她叫我捏她的胳膊。“听人说，男人比女人消耗大。你蹲过劳改队，还不知道？”
是的，六年在劳改队死的，多半是男人。
总之，我和她结婚以后，过去单身汉的习惯突然被掐断了，续接上家庭生活的习惯。确切地说，家庭生活的习惯就是她给我培养出来的习惯。再往深里说，就早我生活的一切都要仰仗她了；我被她宠坏了。这暖和和棉袄，洗得干干净净的内衣，这被子，这褥子，床单，这炕。这房里的一切，哪怕那洁白如玉的雪花膏瓶子，那用廉价的花布做的窗帘，都出自她的手，但又构成了我的生活内容。她按照她的家庭观念完全自主地创造了这个小家庭，把我置于其中，我也适应了它，成了它的一部分。要摆脱它是不容易的，因为这首先要摆脱我自己。
我茫然地望着用报纸糊的顶棚。那上面是一片密密麻麻的文字，但是没有一行字是解释生活和指导人们应该怎样生活的。这十几年来，人们象煞有介事地、正正经经他说了多少废话和大话啊！这无数的废话和谎言构成了一个虚幻的而又是可怕的世界。我象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真实的世界，我现在的处境，一个是虚伪的世界，而那个世界却支配我的生活，决定我的生与死。我不但要冲出那一个世界，还要冲出这一个世界。在前途茫茫，风雨飘摇的时候，难道这一个世界就不值得留恋
她突然一掀门帘冲进房来。
“我告诉你，”她一屁股坐在炕上，满脸怒容“你别老抓住我过去的事不放，你也有可抓的！”
她还系着围裙，使她丰满的胸脯格外地高耸着，两只手抹了润肤油，反复地揉搓，好象是在痛苦地拧自己的手。
“什么？”我莫名其妙地坐起来。我已经把刚才伤害她的话忘记了。
“我告诉你，你要抓我过去的事，想跟我离，我就抓你现在的事，反正咱们谁也好不了！”她的眼睛是滚烫的、充满怨恨的，没有一点眼泪，但却是一副要哭的样子。
“我我现在有什么事？”我应该早料到她会发火。她总是象水一样驯顺，一样默默地积聚够力量，然后突然来个冲击。她这番火，大概就是在她腌咸鸭蛋时候积聚起来的，咸鸭蛋腌了，火也积聚充足了。
“哼哼！你每天晚上都在写些啥？”她说“我看这个家，非要败在你手里不可！”
“我晚上没事的时候写点东西，关你什么事！”我故作镇静地间。
“当然关我的事！当然关我的事！”她叫道“你要知道，现在你不是一个人；你有了家，家里是两个人”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是的，是两个人！这点我为什么一直没想到？把另一个人蒙在鼓里，却又要叫她承担责任。可是，她又这样说：
“哼！你当是我不知道：你晚上人在我身上，可心早不知飞到哪儿去了！”
我轻蔑地一笑，即刻打消了向她说明的念头。“笑话！”我说“我早就说过了，你的感觉跟别人不一样！”
“你别打马虎！”她神色严肃地说“我也早跟你说过，咱们不要惹事，不要生非，你偏不听，要去打死！有多少人就是为了写日记给送进劳改队的，你还不知道？那种罪你还没受够？”
“没受够！”我死皮赖脸地说。
“那也行，”她说“只要你忘记我过去的事，要死，我也陪你去死！”
一瞬间，我觉得我动了感情。这是一出从久远一直到现代反复演出的故事。是不是干脆告诉她我想干什么，我在干什么？但她是那样的女人吗？我下意识地斜睨了她一眼：漂亮、肉感而又愚蠢。她随时都会引起曹学义这样的男人的兴趣，被人诱惑。我脑海中又浮上来一个人影，一个写过歌颂爱情的诗的小学教员。他跟我一起以“反革命言论”罪劳改过三年，而检举他的正是他妻子。我撇了撇嘴，说：
“算了吧，哪有那么严重？老实说，我只是怕把过去学的东西忘了，才写些乱七八糟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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