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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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季到来农夫忙

    杏花怒放。白昼长了，黄昏的天空常常渲染成壮丽的粉红色波浪。狩猎的季节已过，猎犬拴好，猎枪束之高阁，等待6个月以后再用。葡萄酒需求量大增，勤劳些的农夫开始整地，散漫懒怠的这时候才慌慌张张地剪枝——这是十一月就该做的事。普罗旺斯人以一种难于言表的抖擞精神迎接春天，仿佛大自然给每个人都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似的。

    市场面貌急速改变。摊位上原本摆的钓鱼用具、子弹带、雨靴和清理烟囱用的长柄刷子等物，现在被各种各样形状狰狞的农具所取代；镰刀、铲子、锄头、耙子，还有农药喷洒器，如有野草或昆虫敢于威胁葡萄的生长，这些东西会洒下致命之雨，将它们消灭。

    繁花似海，新生的蔬菜遍野，咖啡馆把桌椅都摆到人行道上来。空气中洋溢着一种活跃而果断的气氛，少数特别乐观的人已经买了平底凉鞋了。

    散漫的工人

    与这份迫不及待的情绪相反的是，厨房改建工程停滞不前。受到初春信息的催促，工人像候鸟一样飞奔而去，留下几袋水泥、几堆沙子，作为必将重返的物证。总有一天，他们会再来，完成他们没完成的工作。工人突然消失，这现象全世界普遍存在，不过它在普罗旺斯更有明确的季节性。

    “每年的复活节、八月盛夏和圣诞节假期，本地一些别墅的主人会从巴黎、苏黎世、杜塞尔多夫等地逃来，过几天或几周简朴的乡村生活。而每当他们要来之前，他们总会想到，别墅稍加整修，假期才能圆满愉快；浴室里加装一套净身设备啦，游泳池边上架一支探照灯啦，花坛重铺花砖啦，给佣人房的屋顶换瓦啦。若缺少这些必要设施，他们怎能安享短暂的乡居快乐？于是他们慌忙打电话给本地建筑商和工匠，要“在我们抵达之前做好”——非做好不可。

    紧急的指令中暗示，立即动工的话，工资从优。速度最重要，钱不是问题。诱惑太大了。密特朗刚上任时的景况，大家记忆犹新；那阵子财政紧缩，有钱人都守着钱不花，普罗旺斯的土木工程清淡。这样的景况，谁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来临？任务接下了，比较不唠叨的顾客且搁在一旁，伴着休眠的水泥搅拌器和未完成却遭遗弃的房间。

    面对此情此景，有两种反应方式；两种都不会产生立竿见影，但是其一可减轻挫折感，另一则只会增加。

    我们两者都试过。起初，努力扭转时间观念，依照普罗旺斯习俗，耐心等待时光流逝。享受阳光吧，何必像城里人那样心急火燎？这个月，下个月，有何不同？来一杯茵香酒，轻松一下嘛。这法子管用了一两周，后来我们注意到堆在屋后的建材逐渐变绿，长出野草来了。我们决定改变策略，要求工人订出一个确切的日期。这段过程给了我们一些教训。

    时间在普罗旺斯是极有弹性的一种商品，清楚明确的词汇不足以界定它的真实意义。“马上”可能是指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明天”则说的是本周内不详何日。最富弹性的莫过于“半个月”这一语词了。也许是三星期，也许是两个月，甚至是明年，反正绝对不会是15天的意思。

    所以，我们学会在讨论期限问题时，要看对方的手势。普罗旺斯人直视你的眼睛，说明他本周一定敲你的门，开始工作，这时候他的手怎么摆是最重要的了。若是平直不动，或拍着你的臂膀，他星期二大概会来。若有一手提升到胸前，手掌向下，左右摇摆，你可把时间调整到周三或周四；摇摆得厉害，变成晃动时，他的意思其实是下星期，或天晓得什么时候，全看那些不在他控制之内的因素而定。这些否定式言语的手势，似乎出自本能，因此比言语更能透露实情。有时，手势之外还加上一句奇妙的词儿；“正常情况下”这是应用极广的托词，值得为它投保。“正常情况下”那是说天没下雨，卡车没抛锚，姐夫或小舅子没把工具箱给借去。普罗旺斯建筑工人好像把这句话当成盖在合约上的图章，而我们愈来愈对这句话抱着无限的疑虑和厌恶。

    虽然他们这么不守承诺，又从不肯打个电话说声能不能来，我们也只好忍气吞声。因为他们总是那么和善，那么开心；只要一开工，他们总是长时间卖力地工作，工作品质又极佳。评价起来还是值得等待。所以，我们渐渐有了点哲学素养，依从普罗旺斯人的时间作息。

    我们告诉自己，打从现在起，只要对于希望达成的事根本不抱希望；那么只要能达成一丁半点的成绩就会喜出望外了。

    田地风采

    福斯坦最近行为古怪。两三天来，他驾驶那辆铿锵作响的耕耘机，后面拖着一具金属肚肠似的奇怪机器，在整齐的葡萄藤之间穿行，那机器便向两边喷洒出肥料来。他不时停机下车，走向一块过去种瓜，现在长满野草的田地。他从这一头打量那块田，回到耕耘机，喷洒一阵肥料，又到那一头去研究它。他用脚步丈量，低头沉思，抓耳挠腮。

    趁他中午回家吃饭，我走过去看他到底在那儿发现了什么好东西。可是在我看来那不过就是一块休耕的瓜田，野草之外有一些去年用来保护作物的塑料薄膜破片，空空旷旷的半亩地。我想，福斯坦是认为地底下埋藏了金银财宝吧？我们已经在家屋旁挖出两枚拿破仑金币，而据福斯坦说，可能还有更多。可是农人不会把金子埋在耕作的田地中间吧？藏在石板底下或沉入井中不是更安全？此事大有跟跷。

    那晚，他偕同安莉来访，打扮得异乎寻常的整洁，仪表堂堂，白皮鞋、桔色衬衫，还带了一罐安莉烧的兔肉。啜了几口酒之后，他神秘地倾身向前：知道我们葡萄园里所产的酒——卢贝隆坡地的酒，即将获准拥有自己的品牌？他靠回去，缓缓点头，我们全神贯注聆听新闻，他说了好几遍“是呀”显然，福斯坦说，酒价会提高，葡萄园的主人要赚大钱了。而且，葡萄种得愈多，钱赚得愈多。我们对此并无异议，福斯坦于是端起第二杯酒——他喝酒干净利落，总是比我预期的更早饮完——提出他的建议。他认为我们的瓜田可以作更经济有效的利用。

    在他啜一大口酒的当儿，安莉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是政府发的许可证件，准许我们种葡萄。我们接过文件来看，福斯坦便在旁自责不该继续种瓜，说种瓜既费时又费水，夏天里还屡遭山上跑下来的野猪偷吃。就在去年，福斯坦的弟弟杰奇所种的瓜，就损失了三分之一。被野猪吃掉！好好的收成进了野猪的肚子！福斯坦对这痛苦的回忆猛摇头，一口喝下第三杯酒，才回过神来。

    他说，他已经计算过，不种瓜，我们那块田可以插1300枝葡萄藤。我和妻子互看了一眼。我们都喜欢酒，也喜欢福斯坦，而他则显然心意已定。我们同意改种葡萄，但在福斯坦走后也就没再去想这事。福斯坦是人类之中的反刍动物，做事从不匆忙冒进；再说，在普罗旺斯哪有什么匆忙完成的事情？也许明年春天他会着手进行吧。

    葡萄大军

    第二天早晨七点钟，一架耕耘机已经在瓜田里翻土了。两天后，插枝队抵达——5个男人、2个女人、4条狗。领队的是种葡萄专家鲍琪先生，在卢贝隆地区种葡萄已有40年经验。他亲自在耕耘机后面推动小犁，好确定犁线笔直，间隔恰当。他穿着帆布靴子爬上爬下，牛皮似的脸神情专注。每条犁线的两端各竖一根竹竿，以麻线连接，麻线上每隔若干距离做上记号。现在，整块田已经分解成细长的条状，可以插葡萄枝了。

    箱形车运来葡萄枝，只有我的大拇指大小，上端涂了红色的腊。鲍琪先生检查插枝装备。我原以为是用机器插枝，却只看到几支中间空的钢管，和一个木头做的大三角。插校队围成一圈，接受任务分派，然后一哄而散，成编组队形。

    鲍琪在前面引导，像握着驾驶盘手持木三角一样，在地上量出等距的三个点。他身后的两个人便用钢管依点打洞，插枝和填土的工作让后面的人完成。福斯坦的太太和女儿负责运送藤枝，顺便评论男人们头上戴的帽子，－一尤其是福斯坦戴的那顶时髦游艇帽。狗儿快活地在每个人身边打转，跟麻线纠缠不清。

    工作时间长了，队形渐渐散开，鲍琪竟领先后面的人两百公尺远。可是距离似乎没有构成聊天的障碍，而且还总是相去最远的两个人聊得最带劲，位居队伍中间的人则一边赶狗，一边插嘴说线不够直。就这样，聒噪不休的队伍在田间移动，直到大约三点钟光景，安莉提来两只大篮子，大伙儿停工，享用普罗旺斯式的下午点心。

    田间茶馆

    他们散坐在田地上方的草坡上，看来很像布瑞松的素描。大篮子里装的是4公升的酒和很多很多沾糖油煎的法国面包，颜色金黄，吃起来清脆可口。安德烈老爹来视察工作，我们看见他精益求精地用手杖敲打地面，然后点了点头。这闲居无事的温和老人过来喝一杯酒，坐下晒太阳。他用沾满泥巴的手掌摩拳狗的肚皮，又问安莉今晚吃什么。他想早点开饭，好观赏最爱看的电视连续剧圣塔巴巴拉拉。

    酒喝光了。男人们伸伸懒腰，把牙缝里的面包屑剔干净，回去工作。天快黑时，枝全插好了。原本崎岖不平的瓜田现在平整无暇，新插的小校在夕阳下苦有若无。插枝队拉到我家后院，舒展舒展背脊骨，再喝几杯茴香酒。我把福斯坦拉到一旁，问他工钱多少。使用耕耘机三天，加上几十小时的人工，我们该给他们多少钱？福斯坦急着解释，连眼镜都拿下来了。他说，藤枝的钱是我们要付的，至于其他的就不用了。这山谷里有一套合作制度，哪家的葡萄需要重新栽种时，大家就来义务帮忙。算起来谁也不吃亏，他说，倒省了填写发票、缴税什么的。他笑着用手指摸摸鼻梁，又以“小事一桩、不值一提”的语气问道，趁着耕耘机和农夫们都在这里，要不要再种上250棵芦笋呀？

    第二天，芦笋就种好了。，我们那“普罗旺斯凡事慢吞吞”的理论，此刻宣告无效了。

    捍卫家园

    卢贝隆的春天有不同的声息。猎人离去之后，潜伏了一冬的鸟儿便从藏身的林中出来，它们的歌声取代了枪声。我沿山径走向马索家时，唯一刺耳的是一阵猛烈的敲打声。我暗想，会不会是马索眼看观光季节将临，决定竖起“吉屋出售”的牌子呢？

    我在他家附近的山径上看见他。他在林间空地的边缘打下一根一公尺半高的木桩，木桩顶端钉了一块破破烂烂的锡片，上面用白色油漆胡乱地涂抹着：“私人土地！”马索正端详他的新作，山道上躺着另外三根木桩和告示，还有一堆圆石。他朝我道了一声早安，拾起一根木桩，往地下猛锤，仿佛那可怜的木桩刚犯了什么不孝之罪，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无情地处罚。

    我问他在做什么。

    “赶走德国人。”他说了，动手搬运圆石，在木桩之间排成围篱。

    他进行封锁的这块土地，并不在他家附近，而是位于山径的另一边，不可能属于他。我便说，我以为这地属于国家公园范围。

    “是没错，”他说“可我是法国人，所以它属于我，不属于德国人。”他又搬了一块圆石。“每年夏天他们都跑来，搭起帐蓬，弄得树林里全是垃圾。”

    他站起身，点燃一支烟，顺手就把空烟盒丢进树丛里去。我问他难道没想到德国人也许会买下他的房子？

    “带了帐蓬来的德国人，除了白面包以外什么也不会买。”他嗤之以鼻地说：“不信你看看他们开来的车-装满德国香肠、德国啤酒、德国泡菜。他们全都带来啦。知道了吧？他们真是吝啬鬼！”

    马索扮演起田园卫士兼旅游业专家的角色，继续说明普罗旺斯农人的困境。他承认观光客——包括德国观光客——给地方上带来财富，有些外人在这里购置房产，也为本地工人提供了工作机会。可是看看他们把本地房地产价格哄抬到什么地步2简直骇人听闻。农民根本买不起。我们避免谈马索自己想在房地产上头大赚一笔的事，只听着他叹息这一切太不公平。

    叹息过后，他又开心笑起来，告诉我一个买房子的故事，故事的结尾很让他感到满意。

    公鸡风波

    有一个农夫，关注邻居的房产好多年了；不是因为那房子好，房子差不多只是个废墟了，而是因为连着房子的一大片地。农夫出价要买，邻居却趁着房价上涨的机会，卖给了出价较高的一个巴黎人。

    那年冬天，巴黎人花了几百万法郎整修房子，还修造了游泳池。竣工之后，巴黎人和他的朋友们潇潇洒洒地南下，来度五月的第一个周末。他们都很喜欢这房子，也喜欢隔壁住的那个古板老农夫，觉得他晚上八点就上床睡觉的习惯真有趣。

    可是第二天清晨四点，农夫家血气方刚的大公鸡便开始高声啼鸣，直叫了两个小时。巴黎人向农夫抱怨，农夫耸耸肩。这里是乡下，公鸡是要叫的，这没办法。

    接连几天，公鸡照样清早四点起身报晓。终于有人受不了了，客人提早回了巴黎，去补足睡眠。巴黎人再次向农夫抱怨，农夫再耸耸肩，两人很不愉快地分手。

    到了八月，巴黎人又带了一大群客人来。公鸡每天准四点叫他们起床。下午想睡个觉吧，农夫又在他屋里做什么活儿，又是钻子又是水泥搅拌器的，吵得没法睡。巴黎人强烈要求农夫箝紧公鸡的喉咙，农夫拒绝。吵过几次架之后，巴黎人把农夫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强制命令公鸡闭嘴。但是法院判决农夫胜诉，公鸡有权在清早歌唱般长鸣。

    别墅度假从此成为这位巴黎人难以忍受的苦差事。他终于决定忍痛出售。农夫透过朋友，买下了大部分的土地。

    成交之后的星期天，农夫和朋友以一顿丰盛的午餐大肆庆祝，席间的主菜就是那只大公鸡——做成了美味的醉鸡。

    马索认为这故事很棒——巴黎人大败，农夫获胜，得到更多土地，还吃了一顿好饭。我问这可是真人实事，他避开我的眼光，把山羊胡子的末稍放进嘴里去吸吮。

    “总之别招惹农夫。”他只说了这么一句。我想，如果我是爱露营的德国人，今年夏天我就改上西班牙去。

    清洁专家

    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每天都看得到大地返青的迹象，但最翠绿的是游泳池，在阳光照耀下犹如巨大的翡翠。该请游泳池清洁专家贝纳携同他的除藻设备来了；不然，那些水生植物恐怕会爬出池外。堵住家门。

    在普罗旺斯，像这样的一件工作是不能靠电话，或口头解释就可以定下来的。师傅一定得亲自来勘察一遍，绕着要解决的问题走一圈，带着胸有成竹的神情点点头，还要坐下来唱两杯，再订下正式动工的时间。这是一种热身运动，除非真正紧急，否则不得省略。

    贝纳来视察游泳池的那天傍晚，我正在刷洗长在水线上方的绿苔。他旁观了一会儿，然后弯下腰来，伸出一根手指在我鼻子前面摇晃。我差不多猜得出他吐出的第一个字会是什么。

    “不，”他说：“不能刷，要治疗。我会带一种药剂来。”我们丢开绿苔，进屋去喝一杯。贝纳解释他为什么现在才来。他的牙痛，却没有一位牙医愿意给他治疗，因为他有个坏毛病，总是咬牙医。是一种条件反射动作，他不能自控。一发现嘴里有一根手指在探索，他就——卡呼！——咬下去。他已经咬过奔牛村的一位牙医和卡维隆的4位。本来打算去亚维依——看医生——那儿的牙医不认识他；幸好找到一位本地医生，用麻醉药来对付他，动手术之前就把他迷倒了。事后牙医告诉他，他满嘴18世纪的牙齿。

    不管是不是且8世纪，贝纳说笑之际露出的牙齿衬着黑胡子显得洁白又健康。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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