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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八碗（“文革”时改成“东方红大队”）的大姓自然是李家。到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李八碗已经号称“李家八房”人丁旺盛，家族庞大。却也因此有了麻烦。合作化时候，因为八房之间明争暗斗，互相倾轧，竟推不出一个李姓的人来担任村支书，却让这历史责任落到殷道严身上。
殷家是外来户，在李八碗是孤姓。殷道严老子带了老婆儿子从江北老家出来逃债，走到李八碗病倒，便再没有起来。那时候殷道严还小，屁事不懂，老子一死，孤儿寡母也就走到绝境，便在李八碗留下来。殷道严的娘老实勤快，李八碗富裕些的人家都愿意请她帮工。因为口碑好，大家都恻隐，族长就发话，匀出几分田，让他们母子种菜生存。
当时没有想到，这竟成为李八碗人的一种政治选择。
自然，村党支部并不是宗族祠堂，哪个当头可以由众人推举了事的，而是需要上级来做决定。上级选来选去，也选中了殷道严担任李八碗党支部书记。
一九四九年剿匪反霸的时候，殷道严积极报名当了县大队的民兵。让他看守没收来的浮财，金银细软，绝对毫厘不动。到了夜里，堆浮财的那一家，小老婆隔着板壁唱戏（嫁进来之前她是城里的一个末脚戏子）：
楼上点灯楼下明，
罗汉伸手摸观音。
摸得观音呵呵笑，
也是天下二仙人。
仙人也做偷情事，
难道人间不偷情。
明显是唱给殷道严听的。那戏子比殷道严大不了两岁，男人却比他大三十岁，讨的妾房又多，老让她饿着。
殷道严那时已经晓得人事，又喜欢听戏，那边一唱，他浑身像着了火一样。
有天晚上，接替他守下半夜的人熬不过瞌睏，睡死了，他竟麻了胆子让那个戏子进了他的厢房。早上醒来，穿衣时突然从他破棉袄的烂荷包里滑出一只银手镯来。他一下懵了，把手镯放回荷包，然后一手提着棉袄，一手提着棉裤，冒着雪高一脚低一脚直接穿过院子去了工作组的办公室，半天也没说清一句话。
咕噜了好久别人才终于搞清：他上床时棉袄荷包里什么也没有，起床时却有了一支银手镯，他不晓得那手镯是怎样进去的，也就不敢再穿那棉袄。问他为什么连棉裤也不穿，他说怕棉裤荷包里也会有银手镯，因此也不敢穿。工作组的人见他光溜溜一丝不挂的身子冻得发青，让他赶紧穿上衣服，事情是查得明白的。
过了好多年之后，这经历成为殷道严最光荣得意的壮举之一，常常在人前显摆：头回开荤，我就操的是城里戏子。有钱人家拿钱买来操，我操，人家倒贴。不过，操归操，觉悟是要的，下头发昏，上头不能昏。
不过，殷道严当时并没有说出这事实。那个戏子想勾引他下水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她的话自然无人信），反而缩短了男人的死期。事后没有几天，她的恶霸男人就被处决。戏子因为有破坏活动，也捉去陪斩，还没有到刑场就吓疯了。
殷道严在那之后升了民兵中队长。剿匪反霸工作结束，回到李八碗，被乡党委任命为村党支部书记。自那之后，他就几十年在这个位置上没有动桩。各个时期，他都有很出色的表现。他是李八碗第一个互助组的组长；第一任初级社的社长。公社化之后，他当了大队书记。带队去参加全县水利大会战，下雪冰冻的天气，天不亮出工，半夜才收工。看看进度还是不能赶在最前头，便自己带头，让全大队男劳力脱了赤膊，打了赤脚，只穿条遮羞的短裤上工地挑土推车。后边让一帮女社员敲锣打鼓，发喊赶人，直赶得众人在大雪里通身大汗淋漓。喊的口号是：“出大力，流大汗，不出力，死了算！”真有受了风寒的，身架子弱的，当场吐血倒地。殷道严让人把这些“不中用的”架回工棚，躺一躺，缓过了劲，再注工地上轰。别的大队甚至别的公社也有跟帮学样的，但跟不了几天就挺不下去。只有殷道严坚持到底，打着赤膊领着赤膊军顽强奋战。到底让工程进度赶在了全县最前头。他这样拚命，上级自然就喜欢。曾经考虑过调他做国家干部，临调之前，却出了故事。李八碗两个过门没有几年的小表嫂在私下里斗狠：一个说，殷书记从不送东西把相好，却送把我一块香碱（香肥皂）；另一个说，鬼话，只送把你？他送把我一块香帕，你见过么。当时的价钱，一块香破是一角九分钱；一块手帕是二角四分钱。后者当然是更有理由骄傲了。前一个便气狠了，顿足说：这个剁头的，凭什么多把她五分钱！
于是就闹哄出来。殷道严因此没有当成国家干部，也没有撤他的大队书记。李八碗还少不得这个人。这就难怪黄帽子来搞路教，殷道严根本不把他当回事。黄帽子下车伊始，咿哩哇啦，其势汹汹，盛气凌人，把李八碗说得一团漆黑，好像这里没有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那我老殷成了什么？不是白吃了几十年冤枉饭？我操！就是他当兵？剿匪反霸的时候，老子是中队长呢，不比他抗美援朝早？拿了几天拨火棍，只怕火还不晓得怎么扣呢，起卵劲！我操！要不是老子胯里这条老二不听话，老子早做他的上级了，轮得到他来说长道短，指手画脚？！
李欣同黄帽子闹了矛盾，工作组重新分工，李欣从黄帽子分管的那一片转到老杨分管的这一片，殷道严主动提出来要李欣跟他下生产队。
殷道严是当地出名的酒坛子。一天三顿，除了在大队食堂跟工作组一起吃饭不得不有所收敛，其他都少不得酒。他酒量极大，喝再多也不上脸，只是浑身上下冒酒气。当地人说，半里路外就闻得到殷书记的气味，也就是酒的气味。
工作组好几个人都跟殷书记下过队，大家后来都晓得，跟殷书记下队就是加餐的同义词。除了老杨因胃病消受不得，黄帽子因为原则而不消受，工作组几乎人人都盼着殷书记幸福的召唤。这幸福终于光临到李欣头上。先前跟殷书记去加餐的，都是老杨那一片的干部。黄帽子拒绝殷书记的好意后，他很生气，觉得抹了他的面子，便迁怒到黄帽子那一片的所有干部。现在李欣从黄帽子那里分化了出来，殷书记也就多了一个统战对象。“我早就看出你这个后生不错的。”他说。
殷道严一路发着牢骚。他似乎并不只是对黄帽子有气，对整个工作组，也未必有什么好感。这也难怪，工作组说是下来调查研究，进行路线教育，实际上当了他的家。在一个地方几十年都说话算数的殷道严怎么会高兴。李欣又想起，难怪老杨稳稳的，不哼不哈一直没有声色。他参加土改工作队时就在这一带工作，跟殷道严是老相识了，除了交情，自然也有相互的了解，加上长期的农村工作经验，晓得真要是得罪了一方之主，不谈开展工作，先就站人不住。殷道严在当地的威信他们是有领教的。工作组下来后，大凡大事小情，不管工作组的人说得怎样狠，逼得怎样紧，只要殷道严没有点头，就决没有一个人动桩。当地人说：“工作组是雷公打天，殷书记是龙王下雨。”
殷道严跟老杨是同庚，但看起来，老殷显得比老杨年轻二十岁。老杨又屡又瘦，腰还老佝接着，更不见了人。殷道严则是一截铁塔似的铮铮汉子。大冬天里，腰以上的衣服扣子从来不扣（也没有扣子可扣），敞着一大块赤酱色的胸膛。走起路来呼呼生风。“好得你们是老杨做头，要不然，我就把你们都晾起来，喝西北风。”他只顾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李欣时时要小跑几步才跟得上他。走着走着，也不跟李欣打声招呼，就在一块种着冬麦或油菜的坡地前停下来，蹲下身子，抓把泥块，在手掌里捏碎，又凑到鼻子上闻一闻，然后狠狠地往地上一撒，拍拍掌，骂：我操，骚枯，一道粪都没上过。“骚牯”是他侄子、一队队长殷元中的外号，李欣在大队开会时见过的。然后李欣跟着殷道严钻进一片树林子，走了好久一点人声都没有，不由有几分惶恐生疑，不晓得形象有些像土匪的殷道严要带他去做什么。却忽然在一处拐弯的路边后面见到一间草屋，一个颤巍巍的老儿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筒。见到殷道严，并不喊，只把旱烟筒举起来，殷道严把烟筒接过，一边装烟点火凑到嘴口，一边“唔唔噜噜”地问：“米还有么？”老儿点点头。殷道严看见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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